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市属博物馆中文物收藏数量最多的一座，收藏文物达十二万三千多件。在馆内众多的藏品中，最具特色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古代青铜器。馆内的青铜器一部分是近几十年从地里“挖”出来的，还有一部分是“十年浩劫”期间从废品站“捡”回来的。该馆的镇馆之宝“班簋”就有一段传奇故事。

　　班簋高22.5厘米、口径25.7厘米，腹部有四个半环形兽首耳，并续接着四个内卷象鼻形足，通体有精美的兽面纹饰。最难得的是器内有198个铭文。从文字中可以得知它的主人是3000多年前周穆王时的贵族毛伯班。铭文记录了他受周王册封和他父亲随周王平定东国之乱的功迹，铭文的最后一句是“子子孙多世其永宝”。

　　簋，是我国商周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。王公贵族们有重大庆典时都要铸鼎、簋等礼器来铭记。我国自古就讲究礼仪，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乐中杀猪宰牛，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献给祖先、鬼神，同时也大宴群臣；诸侯按规定七鼎六簋，卿大夫五鼎四簋。可以说，班簋自一诞生就身世高贵。但是，按周代的习俗，它最终成了毛伯班的随葬品。根据记载，班簋在清代中期前就已出土面世。清嘉庆年间的大学问家严可均在他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时就对班簋铭文进行了记录。说到严可均还有一段小插曲。清嘉庆年间开始编辑全唐文，当时的有名之士都被邀请参加编写，但是严可均却未被列入。他为向世人展示其才华，竟独自发奋编写了共十五集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。

　　班簋在清乾隆年间已是皇宫的“重器”，并得到乾隆的喜爱。在清皇家编辑的图录《西清图鉴》的第十三卷中就有它的图形和铭文。班簋在清皇宫中尊贵生活可惜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慈禧老太后逃向西安，宫中的宝物成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。八国联军的总司令瓦德西曾供认，“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，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，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”。班簋应是此时被抢出皇宫，后又或贩卖或遗弃在北京。在此后的七十年间，班簋一直“大隐”于北京的“尘世”中，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这是宫中的重宝而“秘不示人”。直到“十年浩劫”，才又使班簋的命运又一次发生转变。

　　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红卫兵小将四处“破四旧”，许多古代书画被烧、瓷器被砸，铜器、古籍被送到废品站、造纸厂、炼铜厂。为了抢救和保护古代文物，由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组成的“文物清理拣选小组”当时就在废品堆中每天“寻宝”“拣宝”。据1970年12月30日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统计，该小组从查抄物资中拣选文物538500余件，字画185300余件，图书2357000册，从废品站中拣选图书314吨，青铜文物85吨。据1981年的统计，从1971年至1981年在废品站拣选到的珍贵青铜文物就达59件，其中包括班簋。

　　1972年夏季的一天，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呼玉衡、华以武师徒二人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拣选文物。由于呼师傅年岁已高，就让华以武一人先进废铜堆中扒拉、翻腾。快到中午时，华以武猛然间看到了一个裹泥带锈被砸扁的、不完整的青铜器，他赶紧抱出来让师傅“掌眼”，呼师傅经过仔细查看再凭借多年经验，已初步认定它们应该是古代的重要青铜器，师徒二人又仔细寻找到其它一些相似的碎片。他们立刻把它们包好带回到清理拣选小组的办公处。当时，我国另一位著名的青铜鉴定家程长新也在这个小组内。后来，又经过程先生的仔细鉴定、考证，初步认定它就是清宫的旧藏“班簋”。此事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，经过了进一步的鉴定后，郭沫若先生激动地写了《班簋的再生》。因为他以前的著作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中收录了班簋，但郭老与班簋却从未谋面。后来，我国的另一位青铜专家李学勤先生也写了《班簋续考》。为了重现班簋的风采，它又一次走进皇宫，被送到故宫博物院修复。

　　1973年夏季“班簋”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，厂长蔡瑞芬将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赵振茂先生。赵先生经过整形、翻模补配、修补、对接纹饰、跳焊焊接、钢錾雕刻、做旧等多道程序才将班簋复原。尊贵、典雅的班簋修复后最终入藏到首都博物馆。今年，为了能让世人在即将开放的首都博物馆新馆看到班簋的风采，博物馆又请来了文物修复世家的传人、文物修复专家贾文熙先生来进一步修复。此次贾先生则使上了超声波洁牙机等高科技设备为班簋清理“有害锈”，用锌粉修补。过不了几个月，人们就可以在位于长安街的首都博物馆新馆内一睹班簋的尊容了。
北京市文物局供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