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报成旧事：“数据大楼”成新角

 邮递员骑着摩托车去送电报

电报大楼工作人员正在往莫斯科发电报

电报大楼如今已变身为“数据大楼”
 
　　朝闻《东方红》　便知京城有明媚　人群多拥挤　几字简洁话平安———

　　北京的声音———“豪华大厅”是亚洲之最

　　韩先生（北京人35岁家住北太平庄）：

　　我小时候住在缸瓦市的丰盛胡同里。每天早晨7点，只要听见电报大楼的《东方红》报时，我就出发去上学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也经常能听到电报大楼报时的声音。去年元旦前，我下夜班后开车走在长安街上，忽然传来《东方红》的乐曲。在寂静的冬夜里，我把车停下来，仔细回味这北京的声音……

　　长安街西单路口东边的电报大楼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，由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的。1956年4月开工，1958年9月21日完工。主要通信设备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。

　　电报大楼主楼东西长101米，南北宽18.1米，主楼地上6层、地下1层。电报大楼6层以上是钟楼，从地面到钟楼是60米。主楼分为报房、机房、营业厅等几个部分。电报大楼开工时，当时的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前来祝贺。

　　现在的西单街头，高楼大厦大多以玻璃等现代建材为主料，而电报大楼以花岗岩、深米黄色面砖装饰楼面，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。

　　“文革”后，有关部门对钟楼报时的前奏曲进行再创作，请施万春、鲍蕙荞演奏钢琴式钢片琴，乐团演奏打击式钢片琴，混音录制了《东方红》前奏曲。当时规定每天早7点，钟楼播放前奏曲的全曲；其他时间只播放前奏曲的前几个小节。这一规定一直到现在依然被执行。

　　在电报大楼刚建成时候，大时钟的指针是白色的。在“文革”时，指针被涂成了红色。上世纪70年代，指针改成了体现邮电的墨绿色。

　　电报大楼建成后，大理石的营业台、贴面的柱子、水磨石的地面、油漆的顶棚让它的大厅成为北京城里的一处豪华场所。在建成初期，市民可以在大厅里办理各种邮电和电报等业务。到了1969年，邮政业务的柜台被迁出，这些柜台被改为了长途电话的营业窗口和隔音间。直到现在，电报大楼1层营业厅仍是亚洲最大的电信营业厅。

　　沧桑变换———电报大楼已成“数据大楼”

　　谢女士（北京人49岁家住西三旗）：

　　1976年7月发生唐山大地震后，我父亲骑车去西单的电报大楼，给我在四川工作的大姐发电报，询问四川的情况。记得父亲从电报大楼回来时说发电报的人多极了，排了好久的队。所有发电报的人都是因为地震来发电报的。发完电报后，全家人都在家里焦急等着大姐那边回电报。

　　平时送信的邮递员都是骑自行车，而送电报的邮递员是骑摩托车。两三天后，胡同里终于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。邮递员在院门口叫道：“谢士元家拿名戳！”一听这声音，我们全家都觉得塌实了———大姐回电报了，她在四川安然无恙！

　　过去，一般人家几乎没有打电报、打电话的意识，只有遇到紧急的事情时才去打电报。去打电报前，要盘算一下用几个字就能把事情说清楚，能少用一个字就能省下一个字的钱。当时家有病人的电报一般只写4个字“母(父)病速归”。电报大楼的老职工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：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带着介绍信来给地方法院发特急电报，电文是“刀下留人”。虽然只有4个字，但是这却是有法律效力的，因为电报传达的信息是文字证据。

　　邹小姐（江西人24岁来京2年）：

　　我来北京工作2年了，去西单逛街坐公共汽车时，听到售票员报站名“电报大楼”时，我才注意到这座大楼。现在谁会去发电报呢？我问起家在北京的同事，他们告诉我，电报大楼是打长途电话的地方。看电影《大撒把》时，我发现电影里有人们在新年夜去电报大楼打电话的镜头。
　现在北京人习惯称呼的“电报大楼”早就变了味道，电报已经成了电报大楼工作量最少的业务之一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电报的业务就很少。当时为了扩大业务，还特别推出了鲜花电报、庆贺电报等项目。电报的内容被装在贺卡里，由骑摩托车的邮递员送去。虽说叫电报，其实就是顾客可以利用电报的迅捷，及时为亲朋好友送去祝福。

　　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电报大楼共有专门的电报营业员、报务员几十人，而现在甚至根本没有专门的电报员，传统的发送电报的报房也消失了，仅剩的十几位营业员也身兼电报、电话卡、传真、网络服务等数职。

　　现在长话、网络、电话卡、ISDN、ADSL业务成了主角，特别是数据业务越来越多。有工作人员戏称，电报大楼其实早就该改叫“数据大楼”了。